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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国的诱惑——“金田起义”蒙昧与荒唐

来源:《文史参考》   作者:吕峥   浏览人数 :2361   发表时间: 2016-05-03

邪教教主、民族败类洪秀全建立的伪太平天国乃中国近代史上最邪恶之政权,祸国殃民,令人发指,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登峰造极,无以复加。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(1851年1月11日),洪秀全38岁生日,拜上帝邪教举行恭贺洪秀全万寿的大典。拜上帝邪教宣称,洪秀全是太阳,普照万方,杨秀清是圣神风,萧朝贵是雨师,冯云山是云师,韦昌辉是雷师,石达开是电师,这个世界就是由他们诸位尊神所庇护的,所以“凡属万国人民,均宜赞颂,以报天恩”。图为太平天国末期的女囚犯。

邪教教主、民族败类洪秀全建立的伪太平天国乃中国近代史上最邪恶之政权,祸国殃民,令人发指,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登峰造极,无以复加。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(1851111日),洪秀全38岁生日,拜上帝邪教举行恭贺洪秀全万寿的大典。拜上帝邪教宣称,洪秀全是太阳,普照万方,杨秀清是圣神风,萧朝贵是雨师,冯云山是云师,韦昌辉是雷师,石达开是电师,这个世界就是由他们诸位尊神所庇护的,所以“凡属万国人民,均宜赞颂,以报天恩”。图为太平天国末期的女囚犯。

 

160年前,1851年的11日,拜上帝会众首领为洪秀全38岁的生日祝寿。这一天,在广西金田村的地主韦昌辉家里,洪秀全宣称本日为“太平天国元年”。两天后,洪秀全发布檄文,拜上帝会的所有成员蓄发易服,头裹红巾,从东山大湟江口出发,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“农民”战争,史称“金田起义”。开始了它征战东南、封土称皇的行程,其荒诞不经与倒行逆施,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奇观。

 

屡试不第的洪秀全创造“独尊上帝”的学说

 

道光二十三年,1843年,广州的街道上,一个在岭南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的男子(约1.78米)正盯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,蜡黄的脸上堆满了阴郁。

 

这个凸颧凹目的30岁男子就是洪秀全。

 

181411日,洪秀全出生在广州花县,本名洪火秀,兄弟姐妹五人,他排行第四。由于儿时聪颖好学,洪秀全深得其父洪镜扬喜爱,七岁即被送入私塾念书。

 

自道光九年(1829年)开始,16岁的洪秀全就接连应试,梦想着一天能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。然而现实极其残酷,经历了道光十六年(1836年)、十七年(1837年)的连续失败,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,前后应试四次。15年间终日苦读,却屡败屡试,屡试屡败。一股怨毒之火,逐渐在胸中升腾。

 

第四次落第后,洪秀全怒火攻心,咬牙切齿,如疯似狂。回到家,他终日困兽般地在院子里疾行狂走,口中念叨不停:“再不考清朝试,再不穿清朝服,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!”狂怒之下,他手持锄头,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。

 

谁也没料到,这个花县的落第青年,日后竟成为挖开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。

 

其实早在道光十六年(1836年),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,他人生的转折点就已经出现。一日闲逛,洪秀全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《劝世良言》,作者是基督教徒梁发。

 

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一个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,略识文字。1811年,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,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《圣经》,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。

 

马礼逊是个有冒险精神的基督教传教士。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,1823年,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“华人牧师”。从那时起,梁发再也不用挥汗如雨地搬雕版印东西,而是穿上半土不洋的衣服,暗中宣教,并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。1832年,梁发写成《劝世良言》,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,署名“学善者”。

 

《劝世良言》其实就是《圣经》的“编写本”。一半引原文,一半为梁发发挥。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、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,删掉了原书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,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。《劝世良言》中没有丝毫“革命”的意思,主要鼓励读者信仰上帝,顺从基督,安贫乐道,戒杀戒贪,并宣称天国在来世,死后能永生。书中唯一稍显激烈的,是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,对儒教也略有微词,其他方面没有什么“火药味”。而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,逢佛灭佛,遇庙拆庙,焚烧经籍,这是与《劝世良言》的宗旨背道而驰的。

 

洪秀全捧着《劝世良言》猛读了一通,却完全无助于科考。第四次科场失意后,他病倒了,高烧四十多度,连续四天,眼前出现了不少幻象。

 

大病初愈的洪秀全在莲花塘村谋了一个塾师的职位,挣点粮食糊口。这期间,郁郁寡欢的他又拿出了《劝世良言》,仔细研读,逐渐萌发了“罢黜诸神,独尊上帝”的思想,形成了一套粗略的理论体系。

 

虽然这套体系披着基督教的外衣,但由于对教义不通,连《圣经》都没读过,洪秀全只能走捷径,从儒家典籍中“钩沉”出有“上帝”的语句来附会自己的理论。

 

《诗经》中有“上帝临汝”《易经》中有“荐之上帝”《书经》中有“唯皇上帝”,但都与基督教的“上帝”之意相去甚远。而洪秀全却能创造性地认为:“历考中国史册,自盘古至三代,君臣一体,皆敬拜上帝。”同时,他大肆编排第三次赶考后发高烧见幻象说胡话的经历,声称自己那次“死过去”其实是去见上帝,受命再次“下凡”,诛妖救世。同时,他还编造出一个“上帝”的对头“阎罗妖”,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派身上。

 

对这样一个山寨版的“基督教”,英国人富礼赐在《天京游记》一书中哭笑不得道:“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,早就把他烧死了!”洪秀全却不理会这些质疑,他与儿时玩伴冯云山、族弟洪仁玕一起,开始紧锣密鼓地把造神当成事业来做,发展徒众,宣扬“教义”,结会礼拜。日积月累,花县地区聚集了不少教徒。

 

有了信徒,洪秀全胆气倍增,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,找铁匠打制了一把“斩妖剑”,歌以咏志:

 

手持三尺定山河,四海为家共饮和。

擒尽妖邪归地网,收残奸宄落天罗。

东南西北效皇极,日月星辰奏凯歌。

虎啸龙吟光世界,太平一统乐如何!

 

杨秀清急中生智,搭救冯云山

 

唾沫四溅地“宣教”之余,洪秀全还不遗余力地到处砸孔圣人的牌位。此举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,虽然广州开化较早,人民乐于接受新鲜事物,但在心理上仍然对孔儒推崇备至。洪秀全此举引起了众人的反感,最终导致他丢掉了塾师的饭碗。

 

丢了工作的洪秀全并不气馁,同冯云山及几个年轻人离开老家,踏上了在珠三角地区游走布道的征途。

 

可惜,几个月的游历除了沿途倒卖笔砚挣了些小钱,传教的成绩很不理想,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,其中还有不少是冲着可以打折买纸砚而口头表示加入的。失望之余,一行人决定去广西发展。

 

1844年,洪秀全和冯云山到了贵县的赐谷村。之所以选择在此落脚,皆因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。二人住下后,一面当塾师谋生,一面传教。由于“独尊上帝”,排斥当地人祭祀的“土神”,引发众怒,仅住了几个月就呆不下去,二人不得不黯然离开了赐谷村。

 

洪秀全回到花县,仍以塾师的身份混饭吃。两年多的时间里,他奋笔疾书,写出了《原道救世歌》《原道醒世训》等文章,内容多为劝人向善的民歌体打油诗。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,洪秀全只斥佛老为“邪教”,反倒说了一些孔孟之道的“好话”。吃一堑长一智,洪秀全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难以动摇,故而从“痛批”转为了“利用”。

 

就在洪秀全埋头搞创作的同时,当年选择留在广西的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愈发显著,不仅徒党日多,还有了“拜上帝会”的正式名称。紫荆山是广西最落后的山区之一,岩壑深广,特别适合打游击。

 

冯云山也是个落第书生,但他却熟读经史,博览百家,既有政治头脑,又有组织才干,在太平天国草创时期可谓最核心的策划者,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洪秀全。

 

1847年秋,当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时,发现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教徒,十分欢喜。在这些新人中,有石达开、杨秀清、萧朝贵等人,皆成为日后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。为了扩大影响,冯云山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“甘王庙”下手。在广西民间,“甘王”是妇孺皆知的祭祀对象。历史上的“甘王”是五代时的象州人,从征南汉立下战功,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,称为“甘王庙”。

 

184710月,洪秀全、冯云山等人手持利器,冲入甘王庙,捣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祭器,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,宣布“甘王”为邪神。

 

象州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算账,街头突然摔倒了一个十二岁的本地男孩。他口吐白沫,自称“甘王”附体,大嚷道:“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,不能伤害他们!”众人骇然,纷纷散去。事后,装神弄鬼的男孩得到洪秀全一笔丰厚的赏赐。

 

得意之余,洪秀全等人接连开展毁像活动,在紫荆山四处寻庙找像,一经发现,便予以捣毁。广西迷信这些“神圣”,当地人发现毁庙者没有遭到报应时,逐渐信服起“上帝”来,不少人选择了加入“拜上帝会”。

 

然而,砸庙终究还是砸出了事。1847年底,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,以毁庙、宣扬妖书为罪名,逮捕了冯云山。很快,冯云山的表兄卢六又纠集了一些会众,把冯云山抢了回去。王作新不依不饶,向桂平县县衙告状,称冯云山非法集会,结盟惑众,捣毁社稷神明。作为主控方,王作新有理有据,非法集会和捣毁公共建筑在清朝确属犯罪。冯云山和卢六被押解到了官衙,“拜上帝会”一时群龙无首,陷入到空前的危机中。

 

洪秀全返回广东,准备向两广总督耆英请愿。他天真地认为既然耆英承诺过允许信仰自由,那么释放冯云山并不是没有可能。可惜,现实永远不像官方允诺的那样美好。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小人物看穿了事实的真相,他挺身而出,拯救了拜上帝会。这个人就是杨秀清。

 

杨秀清五岁丧父,九岁丧母,多亏伯父抚养长大。成人后,杨秀清以烧炭为生,极其困苦。他身材矮瘦,胡须稀疏,且瞎了一只眼睛。但此人抱负远大,广结朋友,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。

 

冯云山被羁押期间,拜上帝会人心涣散,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。184833日,心急如焚的杨秀清突然自称“天父”附体,玩起了降神的把戏。他咣当一声当众晕倒,又猛然跃起,神情肃穆,自称代“天父上帝”来传言,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。由于广西一带流行鬼神附体的风俗,会众们信以为真,杨秀清不仅获得了极高的威望,也稳住了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。很快,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依葫芦画瓢,咣当一声也倒地,鲤鱼打挺跃起后,自称“天兄”附体,同杨秀清演起了双簧。

 

同时,杨秀清主张以行贿为主,组织营救冯云山。他下令烧炭的教徒,每卖一百斤木炭就抽一部分炭税上缴“圣库”,叫做“科炭”,作为营救冯云山的专款。

 

5月,桂平知县在收受了杨秀清的贿赂后,以冯云山“并无为匪不法情事”为由,派差役将其押解回广东花县,交原籍地方官管束,随后便被开释。冯云山的成功营救被视为太平天国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,很多历史学家认为,如果不是杨秀清,此时的太平天国或许已经夭折。因此,当太平天国打到南京后,在“科炭救冯”中有名的人都官升一级。

 

“来土之争”点燃“金田起义”

 

事定之后,洪秀全和冯云山对杨萧二人犯了难:如果承认杨秀清和萧朝贵的“天父”“天兄”代言权,会友们对此坚信不疑,也就意味着这二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可能;但是如果拒绝承认,搞不好会使会员产生内讧。思来想去,觉得杨秀清和萧朝贵当时也没什么野心,洪冯二人便决定接受这一事实。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、耶稣之弟,如此一来,天父、天兄的“代言人”地位,自然超越不了“上帝”的亲儿子。日后太平天国的“爷降节”和“哥降节”,就是“纪念”杨秀清、萧朝贵这两人的“下凡”。

 

到了1850年,洪秀全在拜上帝会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,多次“预言”得验(无非是装神弄鬼说某时某人要得病的“神言”),加之其本人也知晓些治病偏方,逐渐被会众渲染为“能令瞎者见物,能令哑者开口”的神人。同时,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也举族加入了会门,为拜上帝会提供了极大的物质保障。一切都准备就绪后,迁延日久的“来土之争”成为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。

 

一直以来,在广西的部分地区都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。所谓“来人”,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的人;所谓“土人”,主要指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。“来土之争”绝非民族之争,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、瑶族并无鲜明立场,有些支持“来人”,也有些支持“土人”。

 

广西作为“化外之地”,民间械斗一直很流行。特别是在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、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,大批广东、福建和湖南的游民进入广西,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,官府又经常暗中怂恿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,故而梁子越结越深。为争一口井、一块田、一个媳妇,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,有时一打经年累月,无数的人便死于这种大规模的仇杀当中。

 

在此背景下,“金田起义”发生。从18507月开始,那些在“来土之争“中失利的客家人群,扶老携幼,奔向了金田村。人潮涌动,清朝的地方政府却不以为意,没想到这些人会造反,以为他们只是逃难。

 

拜上帝会却看准了时机,一边在韦昌辉家开炉炼铁,铸造兵器,一边通知各地会众云集金田,准备起事。与此同时,洪秀全宣称将降下瘟疫,唯有信教者可得救,杨秀清亦说我将遣大灾降世,过了八月,有田无人耕,有屋无人住,只有坚信我的人才能得救。

 

1851111日,趁着给洪秀全做寿,“金田起义”爆发。一万多人云集在金田村,举行拜旗仪式,倒在地上的太平天国大旗奇迹般地“自动”竖起,迎风飘扬。当然,这也是民变策划者们精心导演的。

 

拜旗仪式过后,群情激昂,在洪秀全的带领下,教众们前往犀牛潭,这里储存着隐藏好的武器。神秘的信仰力量再次发挥了作用,当许多人还没有掂量清楚大刀与锄头的区别时,大部队已经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

 

起初,一些人还是有悔意的,这在后来李秀成的自述中有明确记载。但队伍开拔后绕了几百里,许多人找不到返家的路,只好死心塌地地跟着走了。

 

自此之后,太平天国可谓势如破竹。陷安庆、攻武昌、克长沙,短短两年时间便打入南京,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。而后他们又大举北伐、西征,先后两次攻破清军封锁线,江南大营,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很快便落入太平军手中。长期以来,清军将领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:为什么太平军战斗力这么强?原来,洪秀全给每一个太平天国的将士都描绘了一幅所谓“小天堂”的目标,即:将来造反成功,你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,过天国一般的生活。用这样的精神鸦片来吸引他们,自然有不少人愿意放弃一切,全力追随,毕竟,对乌托邦的幻想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,从来就不曾消失过。

 

举事时,还算清醒,永往直前;小有成就后,尘埃蒙眼,生活糜烂。这是历代乱军的成长之路。唯一和历代动乱不同的是,这一次乱军“与时俱进”地嫁接了一些西洋的舶来词,包装出一个天国的幻想,但其实质却并没有丝毫改变,用钱穆的话来说便是:“他们只知援用西方基督教的粗迹来牢笼愚民,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。”

 

太平天国运动既不反帝国主义也不反王朝统治

 

1907年,他在同盟会所办的《民报》上发表《哀太平天国》一文,呼吁“有仁者起,仗太平(天国)之所志”。但是,思想渐趋成熟的孙中山,在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史后指出:“洪氏之覆灭,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,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。”而实际上,太平天国比孙文所言更不如,洪秀全嗜杀成性,对妃嫔宫女动辄打杀,对政敌杨秀清全家皆杀。太平天国携带着洪秀全的暴虐基因,一路烧杀抢掠,屠城南京。杀人之外,太平天国还烧掉了《四库全书》,拆掉了大报恩寺塔和明代宫殿。其治下的南方地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

 

然而长期以来,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,太平天国运动被粉饰为一场“反帝反封建”的革命行动,这无疑严重背离了历史史实。1858年,英国军舰Lee经过金陵,遭太平军将士误击,额尔金下令反击。洪秀全将发炮的军士斩首后,派人向英国人道歉,并写下打油诗诏书示好,希望和洋人携手灭清。此后,以洪秀全为首,太平天国的领导层一直对洋兄弟十分看重,深居简出的洪秀全甚至连洋人舰只加煤加水这样的琐事都亲自过问。即使到了同洋人撕破脸的太平天国后期,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仍不时跟英法联军统领戈登通信,要求做买卖,搞军火生意,并明白表示:“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,与外邦毫无嫌怨。”仅18624月一个月间,上海的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,子弹18000余发。天京(南京)被围期间,洋人更是不断供应粮食、军火,甚至鸦片。由此可见,所谓“反帝”云云,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

 

“反封建”亦无从谈起。且不说清朝不是封土建国,皆为郡县无有封建。若以马氏及其后人所言中国之“封建”来论,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18个,而洪秀全却有88个之多,占有的无名宫女更是不记其数。至若等级制度、服饰规定、官员品级、爵位世袭等,太平天国比起清政府来有过之无不及。而且,根据清朝官方文件统计,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200多人,出身得以查证的一共50人,绝大多数是地主、商贩,真正农民出身的只有14人(还包括富农)。同时,太平天国对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“罚为农”,丝毫没有对农民的尊重,又何谈“农民革命战争”?也许,还是梁启超的一句评价鞭辟入里,道出了实情:“所谓太平天国,所谓四海兄弟,所谓平和博爱,所谓平等自由,皆不过外面之假名。至其真相,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。”然而,还是有所异的,太平天国的邪恶与破坏岂是历代流寇能望项背?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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